自古迄今，儒家思想一直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近代以来，儒家思想遭到猛烈抨击。孔子作为儒家的鼻祖，更是首当其冲。
因为对儒家及孔子的了解不多，人们有时会将儒家思想中保守落后的部分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孔子之过，认为孔子就是一个主张提倡特权和复古的老顽固。但这些其实都是对孔子的误读。
从儒家发展历程来看，从孔子算起，儒家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儒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后出的代表性人物相对于前人而言，已有很大的出入。因此，要想准确理解孔子的思想，必须回归到孔子所处时代，去探究孔子思想的根源所在。
等级，还是平等？
众所周知，儒家的理论起点是血缘伦理，即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呈不断递减的趋势。推广到社会伦理，便是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大概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儒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因为当今是追求平等的社会。
我们不妨先回到孔子的源初阐述，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着眼于什么。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
孔子在这里提出的治国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也成为儒家强调等级的基本证据。诚然，当今社会，父母并不因年龄和辈分而有优先决定权，成年人也未必要唯父母意志是从，而是大家均应服从于理。即使如此，等级依然客观存在，社会依然是金字塔结构。
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等级本身，而在于承认等级仍无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之下，是否还存在更合乎人性的追求。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孔子意在通过这几种关系说明，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均有不同的身份规定，只有各自尽到身份义务，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才有章可循。换句话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视野，也不是强调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儿子对父亲的服从，而是等级之下的个体视野，亦即每个人都有应尽的本分。
与儒家讲等级相反，墨家主张兼爱，即平等无差别的爱。墨子的基本推论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视同自己，把别的家庭视同自己的家庭，把别的国家视同自己的国家，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其实，这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不符合人之常情，注定只能是乌托邦。
相反，儒家讲血缘伦理，是基于自然而然的情感，是用常人的标准要求常人。因此，孟子批评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何时等级都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相对平等。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双重平等。也就是说，拥有这份权利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
儒家承认等级，而且等级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也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而君主的样子不同于大臣，因为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更高。正因如此，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对政府和公众人物要求越严越好，对普通百姓反倒可以宽以待之。
当然，儒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身份义务，而现代社会更注重权利平等。或者可以说，在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平等方面，儒家是缺位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正是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时尤应在意的。
特权，还是法治？
儒家主张等级有差别的爱，这很容易让人推论出儒家不赞成人人平等，尤其是《礼记·曲礼上》有句广为流传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似乎更印证了这样的立场。
当然，这句话很有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种释为道德不适用于普通人，法律不制裁士大夫，这不是极度不平等吗？另一种则是把下和上两个动词的意义做了调整，使之变成道德不能遗弃普通人，法律不能优待士大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可能都有所偏颇。
儒家认为，每个人的品行才能都不一样，社会因而分为不同的层级，最简单的划分是精英和大众。同时，儒家把治国之道分为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前者高于后者，《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的基本立场是顺从自然情感，不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所以不同阶层有或严或宽的社会准则。既然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道德高于法律，那么从被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法律是底线，适用于所有人，而道德只适用于精英，因为民免而无耻是大众的常态，有耻且格是精英的自觉。
也就是说，法律必然治罪，道德只能谴责，对大众而言，政府可以提倡道德，鼓励他们向精英靠拢，但在现实中只要求他们守法即可，无需更多的道德要求，因为道德是守法之外更高的自我约束，能做到这一点即是精英。
正因如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是阐述平等与否的问题，而是谈论治国之道，那就是社会有阶层之分，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适用准则，而且位置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
所谓刑不上大夫，是指精英触犯了法律之后，并不立即施以刑罚，而是给予一点缓冲时间，因为精英有更高的道德自许，足以自我裁决，而且这必定不是轻于而是重于法律的规定，直至自行了断。非要等到明正典刑，那就不仅是自取其辱，而且有辱士大夫这个阶层。若是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没有资格进入士大夫行列，可以直接依法办事。
谈到法律与道德问题，大家通常会想到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法家的终极归宿，因为它的落脚点只在君主。商鞅也好，韩非也罢，他们殚精竭虑的服务对象只有君主一人，民众只不过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已。
因此，法家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则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君主。君主不仅可以不遵守法律，而且随时可以制定法律，他的所有言行都可以作为现行法。恰恰是这个例外，使事情变得无比糟糕。
复古，还是自由？
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似乎是保守乃至迂腐的形象，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例如，孔子表示自己述而不作，即只是整理前代典籍，并没有什么创造。其实这是谦辞，并非事实。
又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在这里孔子把仁的实现途径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自内克制欲望，自外恢复周礼。就后者而言，《论语·八佾》讲得很清楚：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想要复兴的显然是西周礼治。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主张？这固然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时代非常糟糕，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法先王而回到西周么？这是明目张胆地复古，难道不能向前看而有新的建构么？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复古是十分常见的口号，但许多人只是利用这个旗帜获得合法性，然后旧瓶装新酒。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西周对孔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西周对孔子的吸引力，简单而言是自由。孔子处身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最显著的趋势是一步步走向集权，春秋是开端，秦朝是高潮。圣人见微知著，孔子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且深刻洞察了它的最大弊端。
正因如此，孔子只是以西周作为引子，意在引导大家严肃正视自由日渐远去的残酷现实。相对而言，西周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人们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诸侯对周天子有纳贡和派军队出征等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里有相当大的裁量权。
甚至可以说，西周天下共主式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各地均有大小不一的自治权。这种制度的优势是留下了不少自由空间，劣势则是随着几代周天子的胡作非为，中央政府不断被弱化，并被一些大的诸侯反超，造成了权力下移的局面。
所谓复古，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没有人觉得真能回到过去。或者说，这只是在表达不满而已，目的是为了自由。世间从来没有绝对自由，只有相对自由，而这取决于两个层面，那就是个人与政府的双重克制。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正是着眼于此。
等级特权复古，这些贴在孔子身上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思想的简单、肤浅的解读。对于孔子及儒家，我们既不能将其神化，也不能以偏概全，忽视其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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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
《＜春秋＞的牢骚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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