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什么(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什么意思)

从字面来讲，言就是说话，文是记录，记载，书写。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说咱们在这聊诗词歌赋，人生理想，如果不写下来，也就行之不远——没办法流传出去或者说流传下去呢？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文是文饰的意思，是从纹而来，用在言上，就是装饰、修辞的意思。所以我们称古文为文言文，第一个文是文饰，第二个文才是文字、文章。所以文言文实际上是用修辞饰过的语言写的文章的意思，是和白话相对应的一种文本文体。就好像今天咱们说话和讲话稿之间的区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所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现在普遍的理解是用言代替文章，意思是写的文章如果没有文采，那么也就得不到大家的喜欢——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这句话背后是一小段春秋争霸史。

这句话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孔子引用了《志》上面说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想法，而进行调整、修饰是让我们说出来的话语更清晰有条理、更具有说服力。

随后孔子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你说都不说，谁知道你想的什么呢？你说话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又如何能说服其他人呢？

为什么孔子会发这种感叹？那是有原因的：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晋国是老大，郑国入侵陈国，是文辞的功劳。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言辞！

这里面有一段春秋争霸的小恩怨。而在这一章襄公二十五年里，实际上详细记叙了前因后果：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

晋国在晋献公时期崛起，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文公继位后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一战而称霸中原。当时共推晋为盟主，其他小国都臣服。所以有晋为伯的说法，伯就是老大。而郑国、陈国都是周朝分封的小国家，当时都归附晋国。

也正因为如此，在晋国看来，小弟之间是不应该互相攻击的。而子产虽然在攻击陈国后将大量战利品（国器）献给大哥（晋国），但是身着戎装，于礼仪上显得不恭敬，有些让人怀疑他是防备着晋国要为陈国做主对付自己的意思。

晋国当然觉得不恭了，虽然于自己是得利的一方，但是于礼仪、于公义，肯定需要指责子产，问罪于郑国。

而孔子说的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就展现在子产的对答之中。

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竟，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

这一大段是陈述郑国为何要发动对陈战争。

一是因为陈国忘恩负义，联合其他国家发动灭郑的东门之役。这是报仇，在讲究有仇必报的时代，这是正当的，为自己的攻击行动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第二，为何要攻入陈国，夺陈国国器，那是因为陈国太可恶了。在当时，打仗是明明白白，你来我往，以实力说话，不赶尽杀绝，为君子之风，使用极端恶劣手段是被鄙视的。而陈国在东门之役中，井堙木刊，把树都砍了，把井都填了，这是要灭绝民生的手段，是坚壁清野、危害百姓的行为。

所以子产说，陈国的行为太无耻，简直就侮辱了当年周天子下嫁给他们的长女太姬，所以顺天应命，不打穿都不行！

发动战争的原因还真是无懈可击，有理有据，有德有功。

但是晋国士大夫也不好糊弄，就转而问其他：

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你郑国比陈国实力强太多，怎么好意思以大欺小？这在当时也是受鄙视的战争格式——因为不公平。子产怎么回答的呢？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先王，这里应该是指晋、郑、陈共同的王，自然就是周天子了。先王说的，只要犯了罪，就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咱们先不说大小，难道小国家犯错就不追究了吗？既用周天子下压，又讲究逻辑辩证。子产的思路极其清晰，然后再干脆推翻以大欺小，这本来就不合理，而且你们都在干，凭什么指责我呢？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原来天子的领地不过千里，诸侯国的领地不过百里，可如今你们这些大国，占地何止数百里？你们的土地是长出来的？不吞并小国家，这不开玩笑嘛。

晋国大夫哑口无言，只好又转移火力，攻击他不知礼数，军装朝见：

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

子产在前面用周天子之名推翻以大欺小之论，而在应对戎服将事这个诘问上，就搬出晋文公来。晋文公重耳，就是发明寒食节的那位，流楚二十年，在城濮之役中，信守对楚的承诺，退避三舍，然后一战而定中原。而当时郑国先君武公、庄公是周平王、周桓王的卿士。城濮这一战役后，晋文公发布命令，各人恢复原来的职务。命令郑文公穿军服辅佐天子，以接受楚国俘虏献给天子，现在子产穿着军服，就是效法当年郑文公。

这是晋文公的命令，戎装越级献礼，看上去和当年的情形差不多，又隐隐中有把晋国国君当做周天子的吹捧意味。这一番话说出来，头头是道，无懈可击。

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士庄伯已经不能再质问，于是向赵文子回复。赵文子说：他的言辞顺理成章，违背了情理不吉利。于是就接受郑国奉献的战利品，也就是实际上默认了郑国对陈国的入侵行动是师出有名，合理合法的行动。

子产的这一番宏论，不但条理清晰，言出有据，同时巧妙地使用了周天子、晋文公这些更加上一层的领导的旧事、成典，完美地化解了晋国对他们的追责，将原本要承受的罪过轻轻松松消灭于无形之中。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就在这年冬天，子展陪郑国君入晋，感谢晋国对军事行动的谅解。而子西又一次讨伐陈国，签订协议，终于和平，或者说降服了陈国。

孔子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子产的言之有文发表了评价，认为子产的这一次答辩是言之有文，行而远之的典范。

而这个文，其实在这里，更多地是有条理、有道理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有文采、有修辞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不过今天来说，都无所谓。毕竟文学修辞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可能再回头去到没有文艺的原始风格中去了。

就好像毫无文采的说明书，行倒是行得远了（谁都能看懂），但是有谁爱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