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是诸侯争霸。这时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逐渐缩小，直至仅剩有成周附近一二百里的土地，而周王对诸侯的控制力也日益消失。
摆脱了王的制约而失去了共同约束的各路诸侯，依据实力斗争的逻辑各谋发展，相互征战。这种大国争霸、小国求存的斗争，主要仍属于中华文明圈的内部竞争，其次则包括中华文明地域外缘的扩大和内向运动。
这种内部竞争不但没有导致文明主流方向的异化，反而激发了文明整体内蕴的创新力，并使其最终走向整合。从地缘政治面貌上看，这种争霸图存斗争推动了小诸侯国的合并，并在其外缘推动了整体的继续扩展。
这个时代的第二个主题是变法改革。此时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经常的挑战，这种形势使得以诸侯国为单位的改革图强成为历史的潮流。这种被挑战激发的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
改革的普遍倾向是削弱国家内部的分权势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更有效地调动全国的力量以应对外部的挑战。其内容涉及简化土地所有权中的贵族多层级占有成分而向国有与私有结合的两重土地权利结构发展，并借此实现国家对人民的直接控制、国家统一赋税体制的确立和普遍兵役制度的形成。这样，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增强一起发展。
各种法典的颁布，是国家统一权力的直接体现，这不但有力地加强了国家与人民的普遍联系，而且使包括贵族和公社在内的中间权利结构地位消退，从而使一种有限制的法制精神逐步发展起来。
社会等级从依据世袭地位和家族、氏族为背景向依据对于现实国家的贡献过渡，这促使社会上更多阶层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增强社会等级结构的流动性。军功爵秩制度、非世袭的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等都为社会等级秩序的开放提供了通路。
在图强的普遍追求中，工商业对于财富增长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的承认，而工商业者活动的空间也随着社会等级结构的简化而扩大。虽然在这个以农战为立国之态的时代，商业毕竟不如农业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但是私人商业资本却已经相当活跃。金属货币体制已经出现，商人阶层也开始在国家和国际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弦高、子贡、吕不韦等是其中的代表者。他们由商业活动获得的财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的社会权力。
与争霸图有和变法图强相呼应，这个时代的第三个历史主题就是思想争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活跃的一次思想学术的自由争鸣运动。它以当时的一切精神文化成就为基础，以整合、创新和变通为取向，以国家政治哲学和谋略体系为关注的重心，以诸子学说为标志，奠定了中国古典精神文明丰富的概念体系和流派纷呈的基本格局。
诸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儒、道、法三家。孔子代表的古典儒家学说以发掘和弘扬古代人文主义与礼制文化精神为核心，以社会精英的个人伦理完善为国家政治完善的原点，强调道德的本体价值。
孔子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注重主要并非出于对旧的社会制度的留恋，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状况和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进而对新理想境界做出设计。他的学说，成为中国古代文明重道德、重礼仪、重教化特征的基础。孔子对上古文献进行的大规模整理，代表着中国古典精神文明成就的总结。
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孟子着重阐释了人性善的理论，并且从普遍人性出发论证了道德政治理念和民本主义的政治哲学。基本上属于儒家的荀子，主张人性恶，并主张礼制和法制相结合。
道家学说本质上是以对自然整体充满睿智的体悟为基础的关于人的行为和国家政治的哲学。它对于自然本质的体悟是神秘主义的，对于自然规律的体悟是经验的和直观的。
在这个体系中，人的本质从属于自然的本质，人的行为和国家政治也以遵循自然本质与规律为根本。老子学说阐述了辩证法思想，并且在这种辩证法基础上提出了以守虚、无为为要点的谋略思，这使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一样具有现实关切和实用的倾向。
法家学说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国家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国家政治哲学与谋略体系。这个时代各国的变法改革主要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推进的。为这个思想体系作出贡献的主要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和李斯，韩非为其集大成君。
法家学说的关注点是君主权力的运作和国家势力的增长。以此为目的，这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学说追求竞争赢得的国家富强，倡导严格的法律和赏罚体系，主张清除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妨害君主集权的社会势力，推进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并强调非伦理化的权谋艺术。法家学说是中国君主政治传统中君主集权倾向的基础。
儒、道、法三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学说。这个崛起于平民阶层的思想体系体现着一种以民生而非以国家政治为关怀目标的价值体系。它虽然也讨论国家政治哲学，但是却不以国家权力的扩张为核心，而强调人民的生存状况。墨子通过阐述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非乐、天志、明鬼等基本概念，表达了他的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在国家间竞争的时代缺乏实用性，但是这种庶民自觉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历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被归于道家的庄子学说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为国家政治哲学为主干的中国古典哲学提供了另一种富有个人理想主义气息的浪漫的发展空间，并且代表着对于个人价值的独立思考。
除了君主权力的强化，贵族势力的削弱，官僚阶层的兴起，广大平民阶层的发展之外，这个时代社会结构的新气象是士阶层的崛起。
战国时代的士已经不再是依据出身背景定位的下级贵族阶层，而是依据个人能力和行为定位的一个处于具有流动性的社会体系中的精英群份。这个群体在社会政治体系中是官僚阶层的基础，在文化思想上是积极的活动者和传承载体，在社会生活中是具有个人独立性和表率影响的人们。士的价值观和自觉意识与君主政治的实践能够取得契合，但是它逐渐地发展了以天下、民生为己任的独立的责任意识倾向，成为后世中国士大夫伦理、人格的基础。
在春秋战国大约500多年的竞争和整合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这大大得益于铁器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应用，牛耕的普及，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和国家主持的大规模农业水利建设和公共交通事业等方面的成就。到这个时代的后期，和国家制度同时得到发展的商品经济促进了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公元前221年秦的统一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了更大规模统一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汉王朝的没落，在我们的叙述体系中称为国家政治的大一统时代。
和前后的时代相比较，这个时代的明显特征是国家大一统政治的展开。秦兼并六国，实现了华夏文明核心区域长久孕育着的政治统一。
在这种兼并统一的基础上，秦始皇在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同时，积极地抵御周边游牧民族的内扰，并扩展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疆域。
秦朝对周边地区用兵的主要对象是北方的东胡、匈奴和南方的百越、西南夷。在这个过程中，修茸连贯了战国时代留下的防御匈奴的边墙，成为后来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直到公元17世纪，在接近2000年的历史中，这项工程经常被中央王朝用来作为北边的军事屏障。它是漫长的中国古代农业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一个分界，标志着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内聚力是强而有力的。
在中原王朝非常强大而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积极军事姿态的时候，长城成为内城，直接军事意义不大；在中原王朝十分衰弱的时候，长城也并不足以阻挡北边过来的侵扰；但是在中原与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相持的时候，长城则会成为很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随着华夏文明内聚运动和国家共同体的高度发展，长城的分界意义趋于淡化，在17世纪中叶完全失去了军事意义。
秦代的中国疆域辽阔，东至沿海，西至临洮、羌中一线，南至象郡，北则沿长城由河套至辽东，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个广大的地域里，生活着许多古代的民族，所以秦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是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在统一全国以后，继续根据法家的原则用强力手段整顿和强化国内政治秩序。其措施包括销毁民间兵器，迁徙豪富以削弱地方势力基础，拆毁旧时的关隘壁垒，修筑以都城咸阳（在今陕西咸阳东北)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络，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在全国推行官僚制和郡县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相结合的皇权政治。
皇帝和过去时代的王不同，他的权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实践上也不再受贵族和地方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力的有力制约。他是最终立法者，也是行政和司法的首脑。对于皇权的体制性的制约因素虽然存在，但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所以皇帝的权力只停止在其生命的尽头，只在发生反叛的时候受到限制。这种皇帝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之基本精神贯穿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
在皇权统治下的秦代官僚制度，以皇帝本人作为国家政务管理的中心，其下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秦初分全国为36郡，后增至40余郡。城乡人民皆编入什伍，互相监督，责任连坐，形成了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
和这样一种强控制的政治精神一致，秦禁止私学，焚毁诸子百家书，并坑杀了一批知识分子。其法律和赋税制度的制定与实行也以严苛为特征。
秦代历史的结束发端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它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开启了下层民众取君王而代之的传统。从文化精神角度看，揭竿而起的农民自然不会是受了孟子的民本主义的影响，而是继续了战国时代的竞争、侠义和自由的精神。中国的下层社会在春秋战国时就滋生了这种精神。
秦朝大一统政治把下层社会的个人和国家更直接地关联起来，这时虽然个人被国家政治更紧密地束缚，但个人也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氏族和贵族的束缚，因而获得了某种新的个人的空间。这种精神渗透到人民的国家政治意识中，就影响了民间反叛的指向。在中国从秦到清的帝制时代，反复出现规模巨大的民间反抗运动，这些运动又往往以建立新的政权为目标，其传统在秦汉时代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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