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是北宋徽宗朝官编纂出版的关于建筑施工与设计的专著，于1100年成书，1103年刊行。全书三十四卷，包括各类建筑物及建筑构件的名称释义、各工部的规则制度、建筑各工种的劳动定额、各工种所需材料的限量、各工种的图样，其性质接近于今天建筑行业的设计手册、建筑规范。
编纂者为北宋哲宗、徽宗两朝的建筑官员李诫。李诫，字明仲，郑州管州人（今河南郑州新郑市），北宋著名建筑学家。主持修建了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大规模建筑。除了建筑，李诫还精研地理、兼长书画、研究文学等，可以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才。只可惜当时所做诸多作品都未能流传后世，所幸《营造法式》没有失传。
《营造法式》在南宋期间1145年重刊，南宋后期复刻，进入近代，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的推动下，于1925年再刊。
梁思成看到1925年再刊的《营造法式》后，惊为天书。从美国宾大学成归国后，受朱启钤邀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并开始研究《营造法式》，遍历全国，寻找宋、辽、金时代的建筑遗物，实现破译天书的愿望。我们常在网上见到林徽因的一张照片——身着旗袍蹲坐在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便是她与梁思成于1933年在河北正定的探寻过程拍摄的。
1933年林徽因在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
在百度上查询营造一词，释义如下：
汉语词汇，指建造；构造，编造；建筑工程及器械制作等事宜。出自《晋书·五行志上》。
建造：营造住宅；制作、做：营造器物；构造、编造：各肆营造，枝叶徒繁。
营造学社的来龙去脉简述如下：
中国营造学社（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是中国私人兴办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创立，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6年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营造天书》作者王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工学博士，现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建筑史学刊》副主编。2013年起，读库陆续出版王南的建筑史诗系列，《营造天收》、及上篇读书笔记的作品《大汗之城》均为此系列书籍。
写了这么多背景，是因为读完建筑史诗后，感慨中国营造不再辉煌的遗憾，联想曾在不同城市见到的奇丑建筑，对比建筑史诗中的古老建筑和其背后的技艺，遗憾之上又添愤懑。我们急于搬来西方建筑的所谓进步，却忘了古来已有的中国营造精髓，在这个讲求民族自信的时代，确实应该深刻反省。
以下图片来自百度，估计大部分人看到这些奇葩建筑，都会会心一笑，现场看到会更震惊。
让我们一起看看《营造天书》的中国古建筑，什么是养眼、养心的艺术。
位于蓟县（今属天津市）的辽代建筑群独乐寺。
独乐寺的山门和其内的观音阁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辽代建筑。按照梁思成所写，山门和观音阁的形制，与敦煌壁画描绘画极乐世界的巨幅经变画相似，檐出如翼，斗拱雄大。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代营造。
蓟县独乐寺俯瞰全景
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庑殿顶。内里没有天花板，抬眼可见梁架斗拱结构，有序拙朴，显示出木结构的力与美。山门屋顶正脊两端的鸱吻极具特色，下半段是后世常见的龙头造型，上半段却是鸱尾的风格，是唐宋间由鸱尾到鸱尾的过渡样式。
一进山门迎面便是观音阁，座落在一米高的石砌台基上，面阔五间，中央三间设门，两头砌墙。外观两层，内部实际是三层，一层立柱上斗拱承托腰檐一周，二层立柱上斗拱及梁架撑起歇山屋顶。阁中一座约十六米的十一面观音巨像肃穆庄严，观音的双眼似是遥望观音阁南面一里外的观音寺白塔（也是建于辽代）。
观音阁十一面观音立像
无论是寺内设计、塑像工艺，还是与周围环境和其他建筑群的融合，都可见建筑师独特而细腻的匠心。
此外，观音阁的斗拱设计堪称绝妙，雄大壮阔，总高超过柱高一半，且种类多达二十四种。梁思成就是在这里，通过对这两千年的建筑测绘研究，解开了《营造法式》最关键的问题。
《营造法式》的关键是用材之制，以材为祖，就是将木材标准化，在建造过程中以标准的术语、比例关系统一用材语言和方法，精度高、效率高。这个材与现代建筑木结构的术语模数相似，《营造法式》以材、栔（音zhi四声）、分规定了所有大木构件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并非具体的尺寸数据，而是抽象的概念模型，只要赋予材、栔、分具体的数值，就能将模型建成真实的建筑。材有八等，材的选用决定了建筑的规模，但各构件间的比例关系不变，就像电脑建模的放大缩小一样。
精妙绝仑，中国古人就已达到现代应用的标准且巧妙的思维，时至今日却少有传承，守在井边没水喝，的确无奈又遗憾。
观音阁高度标准化、模数化的木构架
独乐寺是辽代建筑，与此时期前后的两宋时期，汉族与诸多其他民族政权共处、民生共融，当宋之世，虽在战争上屡败于辽、金，而在文化上则辽、金节节俯首于汉族。文物艺术之动向，唯宋是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正定菩萨
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再看看河北四宝中的正定菩萨。
正定菩萨所在正定隆兴寺，是中国现存北宋建筑之翘楚，创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赵匡胤于北宋开宝二年（969年）敕令重铸大悲菩萨金身，并建大悲宝阁予以安置。其后陆续兴建其他殿宇，逐渐形成河朔名寺，清康乾达到鼎盛。
全寺占地82500平方米，寺院南中轴线依次为影壁、石桥、天王殿（代山门）、大觉六师殿、摩尼殿、牌楼门、戒坛、大悲阁、弥陀殿、龙泉亭、毗卢殿、共庭院六进。
正定隆兴寺俯瞰
鼎盛时期的大悲阁面阔七间，进深五间，三层五檐，金碧翚飞。阁高约四十米，左右两边的楼阁与大悲阁以飞廊连接，与南面的慈氏阁、转轮藏殿，共同构成五阁环列的宏伟格局，如同敦煌壁画中巨幅经变的景象。
大悲阁中的正定菩萨为铜铸千手观音像，高21.3米，立于2.5米高的须弥座上。观音42臂，呈放射状分布在身体两侧，各执日、月、净瓶、宝镜、宝剑等法器，气宇轩昂。铜像下的石须弥座，雕刻极尽精美。
时代更迭、战火破坏，大悲阁逐渐颓败，后期修复时因资金等原因，未能妥善维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正定菩萨所处的寺宇建筑，已远不及当初。
莫高窟《药师经变》，五阁环列极其相似
北宋木构遗存建筑中，最主要的一大类型是面阔三间的佛殿，以下最为典型：
山西长治长子崇庆寺千佛殿；法兴寺圆觉殿；晋城青莲寺大殿；高平开化寺大殿；平顺龙门寺大殿；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
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年）的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如同上述佛教殿的先祖，引导一大批晋祠的建造。
建造外观相似，均为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明间开门、次间安直棂窗、规模不大却造型隽永、大多采用石柱、石雕。同时，所存塑像、壁画和其他装饰各有魅力。
长子法兴寺圆觉殿内的东西次间环墙建有十二尊菩萨，为佛教中凡人成佛过程中所经历的最后十二阶段的佛相。这十二尊菩萨安坐莲台，面容饱满、发髻高挽、眉目庄严，神情、姿态各不相同，却都有种亲和、肃穆的感觉。
山西长子法兴寺圆觉殿菩萨——宋代思想者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正中置圣母神龛，周围环列四十二尊侍从彩塑，塑像高约1.6米，年龄在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每个塑像的面部表情、衣着服饰、姿势动作各不相同，甚至眼神刻画都各有特色，细致入微、精妙传神。
晋祠宋代侍女彩塑
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内部绘画、雕塑和装饰，辽代、两宋建筑都极富美观，其科学性、合理性甚至比肩于现代建筑。
如上所述，辽代多民族共存，其文化、建筑等仍受汉族影响较大，但建筑史家公认辽代建筑更多承袭了唐代遗风，而北宋建筑相较唐代已发生了较多变革。木构建筑很难经年留存于世，因此辽代留下的文化遗物便成为领略唐代建筑风格的重要依据。
这其中，山西大同是辽代建筑遗存最为密集的地方。
大同古时为北方重镇，曾为北魏首都（即平城）历经九十余年，在辽、金两代又成为陪都西京、前后二百多年。这几个朝代崇佛之风极重，因此留下许多佛教建筑遗产，如云岗石窟、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善化寺等。
大同古城南门内善化寺，俗称南寺。
沿着善化寺的中轴线分别为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两侧建有东、西朵殿，前有文殊、普贤两阁对峙，其间有廊庑相连。这种形式成为后世佛寺平面布局的主流规制，即中广殿而崛起，傍层楼而对峙。
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均为单檐庑殿顶，大雄宝殿正立面七间开，窗与实墙虚实交替，三虚四实。殿内中间省去八根立柱，类似现代形式追随功能，将佛像伫立空间和众信徒的跪拜空间做最大延展，站在深邃的殿中，内心的肃穆和敬仰自然地被空间调动出来。
善化寺大雄宝殿内景
大同古城西南隅的古寺华严寺，是辽金时期著名的一间大寺，明朝将其分为上、下二寺，下寺居上寺东南。
华严寺重要特征为一改汉族佛寺坐北朝南的建筑格局，整个建筑群坐西朝东。下寺主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为华严寺藏经所在，是大同最古老之木构。上寺大雄宝殿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年），台基高达四米，殿面阔53.7米、进深27.4米，面积达到1471平方米，其宽阔程度为史载佛寺之最。
上、下华严寺两座大殿一辽一金，交相辉映，其内菩萨、金刚、教藏成为后世难得的文化遗产。
位于辽宁义县，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的奉国寺大殿，与上华严寺的雄阔规模类似、而艺术造诣更胜一筹，为辽代头号大殿，俗称大佛寺、七佛寺。
殿内创辽代建筑室内空间之最，内部使用减柱法使空间更符合其功能，复杂的结构殿堂式、厅堂式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氛围。
殿内塑像、彩画保存完好，供奉七尊大佛并列而立，意为佛教中的过去七佛，由东至西依次为迦叶佛、拘留孙佛、尸弃佛、毗婆尸佛、毗舍浮佛、拘那含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建筑构件表面布满辽代原装彩画，飞天、彩凤、花卉等等不一而足，雕梁画栋，唯美萦绕。
义县奉国寺大殿室内七佛并列
除了以上的木构佛寺建筑，应县木塔更是举世闻名。
应县木塔全名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位于应县老城北部偏西。
建筑遵循古老的以塔为中心的布局，塔前有山门、钟鼓二楼、东西配殿，塔后为大雄宝殿、东西配殿、钟鼓二亭。
木塔外观八角五层，内部实为九层，塔高67.31米，底层周长78.5米，每层皆有平座、屋身及屋檐，且逐层缩进，上层平坐柱骑在下层横梁上，类似缠柱造，为现代高层建筑常用的筒中筒结构。全部重量由各层的32根立柱承担，并自上而下依次传递至地基，除基本的承重，还考虑到构造的美学、抗震等功能。
走入塔中，入眼处处是形式多样、炫技式的斗拱。各层挂有匾额六十余幅。塔内九层为四个暗层和五个主楼层，五个主楼层即为五座佛堂，自下而上依次为坐佛、一佛二协侍菩萨、四方佛、一佛二弟子和一佛八菩萨。行至顶层至高处，成千上万只燕子在殿内、檐下盘旋鸣叫，凭栏远眺，青云之上，全城景色尽入眼帘。
应县木塔现状
从《营造法式》到营造学社，中国古建筑的精华如涓涓流水，伴随国人千年，只是辉煌不再。听说大学建筑学科的教材内容皆由西方引入，中国引人为傲的成绩却沓然无踪，遗憾之余更多是不解。以下是摘自百度的内容：
1932年至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在抗战爆发的5年间，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其间，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大后方的营造学社在及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期间出版了大量专业著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营造学社迁回北京。经历了战争的蹂躏，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资金日渐紧张，学社的创办者朱启钤先生也已经家资散尽，无力维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社只能在朱先生私宅办公，在社会上的影响日微，渐渐不为人知而于1946年无声地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界的一大憾事。
所以，在现代商业、资本逐利的背景下，中国的营造学竟是无法维系下去了吗？
继《大汗之城》、《营造天书》之后，我又陆续入手了新星出版社的其他建筑史诗系列，似乎要将现实中已中断的传承，在文字和图片中暗自描摹曾经的辉煌。仍然希望会有一天，古人的精华会再复闪耀，民族自信，愿望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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